法律是保障人类公道，维护人类正义而促进世界文明之准绳。律师作用法律的掌握运用者，在诉讼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将诉讼比作是一场战争的话，律师在中间扮演的将是军师角色，医疗诉讼之战要打好打得漂亮需要患者与律师的密切配合。
   律师在诉讼中立足于《律师法》第27条 “律师担任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的，应当在委托的权限内，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律师在诉讼中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各种诉讼手段和技巧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全面分析诉讼双方的优、劣势，把握案件的进程，根据不同的证据条件提出不同的诉讼方案是律师应当做的；患方则要按照律师的诉讼方案学会耐心等待，诉讼特别是医疗诉讼，患方受到的精神压力是所有诉讼之最，患方诉前之于医院为弱势群体，经受疾病的折磨，经历治疗的失败，走到诉讼这一步可想而知精神压力是巨大的，患方希望通过诉讼维护自身权益，希望尽快完结诉讼从精神压力中解脱出来，就会开始觉得医疗诉讼为何如此漫长，是否法官把自己的案件压下了，是否律师对自己的案件不尽心了，从而进一步又给自己增加了无形的压力。
   本人希望所有打医疗案件的患方能学会等待，首先选择诉讼就要做好心理准备，诉讼之路是漫长的，从立案到开庭至判决是一个过程，简易程序为三个月，普通程序要六个月，但鉴定时间不计算在内。医疗诉讼主要是鉴定时间漫长，随着医疗纠纷的增多，医学会及司法鉴定中心都出现排队等待现像，长的等一个鉴定结果则要半年、甚至一年。如果患方有一位负责任的律师，该律师从委托人的利益出发，当医院提供的病历存在虚假，律师将会对病历的虚假，涂改，添加等发表代理意见并请求法官关注，最终以真实的完整的病历做为鉴定的前提条件，患方此时则不能一味图快，如不愿等待，可想而知在虚假的病历基础上得出的鉴定结论如何真实可靠。
   如果你的案件先做了医疗事故鉴定而不构成事故出于患方利益考虑还应进行司法过错鉴定，这一来患方肯定还需要继续等待，毕竟所有的医疗案件医院若从一开始就承认错误愿意赔偿的话医患双方则根本不用走到诉讼这一步，起诉是为了最终的查清事实，是为了最终的公正，而合理地申请鉴定是胜诉的基石，所以本人提醒患者要学会等待。

医院提供虚假病历
法院裁决直接进行司法伤残鉴定后赔偿
代理词

一．病历中的B超结果并非患者卢辉本人的检查结果，不能作为医疗事故鉴定中的证据

    准确计算甲状腺的质量作为最重要的I131剂量决定因素，但是1999年9月28日患者尚未住院，医方却给出一个B超结果不知从何而来，对于该份B超结果，患者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是医方错发，从而造成计算I131剂量时出现错误。医方不能以一句 “当时写错了”来敷衍了事、推卸责任。
    根据法学证据的排他性、确定性，该B超不能采信。

二．医方所交的I131剂量记录本不能采信，不能作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依据

    1、该病历资料是在经过了“封存”和“法院调查取证”之后，直到第一次开庭之后医方才提交。如果医方此时拿出的的“资料”仍能被医学会和法院采信，则“法定封存”和“法院调查取证”将失去意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就无法得到保障。

    2、该“资料”从内容上看完全不符合病历书写规范，该药物剂量是否为具有核医学资格人员指导患者服用，是否为医生所写不能确定――――虽在页面上写明为陈文专用，但实际并非陈文所写。同时，随机选取记录中的电话均为空号或无人接听或无法接通：86页8229475；144页8264834；167页13607335155；175页13707334692;其真实性高度可疑。

    3．该记录本医患双方均知是“鉴定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关键，被告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I131剂量计算本，不属于“客观原因不能收集的证据”、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也不属于“新的证据”，请求人民法院和医学会不要采信该证据。居中作出鉴定结论和公正审理！

    4、该病历即不属于“客观原因不能收集的证据”，也不属“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是指（一）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在第（一）项中“涉及可能有损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此处“他人”应指案件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而非当事人本人。

    5、该病历不属于“新的证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新的证据”是指“（二）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又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
    该病历显然不是新发现的证据，医方也没有申请人民法院调取或申请延期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三条“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

三．被告明知B超结果和I131记录本的不真实，有故意做假嫌疑，不能作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依据

    1．在原告申请法院调取原告在医院的全部住院资料时，被告当时就拒绝将含有B超单的病历部分资料与原告进行证据交换，后在原告的一再努力下，并向法院提交了书面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交换证据》的申请后才得以看到B超单。

    2．被告在原告申请的调查取证中并没有向法院提交《I131记录本》，在法定的举证期限内也没有向法院提交该份证据，而在首次医疗事故鉴定会上，被告却避开法院，避开原告当事人的质证直接提交到医学会，致使株洲市医学会根据没有经过质证、没有经过法庭认可的资料作出对原告极其不利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

    3．在第一次开庭当中，被告仍然拒绝提交决定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I131记录本》，却在开庭之后悄然提交法院，原告是在第一次开庭之后才看见该记录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之规定不应当组织质证。

    综上所述，由于医院提供的病历虚假，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司法伤残鉴定。

                                        代理人：李圣

                                                   医院放弃治疗应当承担责任
                                                                   书面代理意见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本代理人依法接受王XX女士、曹XX先生委托，根据庭审当中的争议焦点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2006年8月6日10：30AM向家属交待病情记录签字，医院放弃治疗不具备合法性。（附类似判例）

    对症下药乃是专业医生的职责范围，在病情发展的何种阶段适用何种药物、采用何种治疗方案，均应由医生作出相应的职业判断，而患方家属并不具备专业知识，故不能要求患方对药物的使用作出与医生同等的判断，特别是在本案中，医生并未如实、客观、全面的向新生儿家属交待病情及相关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而是片面诱导家属放弃任何治疗，家属更不能作出准确又合理的判断，故不能因新生儿家属的签字而排除医院之责，亦不能因此使新生儿家属承担放弃治疗导致新生儿死亡的任何责任。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医院主动放弃医学治疗、取消已开出的医嘱，加速新生儿死亡。故不能因家属的事后签字而免除医院治病救人的天职责任，新生儿家属亦不应因作出上述签字表示而承担任何新生儿死亡的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新生儿作为一个有生命健康权的法律主体；医院作为治病救人的专业场所，明知损害结果的发生，听任他发生；家属在医院的诱导下作出事后的签字表示属于无效合同；不能由任何人或者单位决定新生儿的生死，特别是医院，更不能私自取消治疗医嘱，放弃治病救人的天职，作为医疗机构应该是即使只有1%的希望，也要尽100％的努力，所谓家属在诱导下的签字完全违背人权和基本人性，没有任何一个父母，在经过新婚，十月怀胎之后不是希望自己的宝宝健康成长。

    二、从医院放弃治疗到新生儿死亡时间长达30小时，医院的过错严重、性质恶劣。

    2006年8月6日8：00AM医院停止一切治疗，取消本已开出的医嘱；

    2006年8月7日13：55PM，新生儿死亡。

    医院几乎就是看着新生儿死亡，完全失去医务人员的执业道德、失去治病救人的天职责任感、失去人道。

    医院长达30小时不予施救，必然加速新生儿死亡，这属于人民法院主观裁断职权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人民法院只有对专业性、技术性问题才能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相应鉴定，患方的上述主张并非技术鉴定内容，人民法院不能放弃自己的主观裁断权，不能采纳鉴定书中仅仅放弃两个半小时的说法，鉴定书完全剥夺了人民法院的裁断权。

    原告并不否认新生儿的死亡有其自身疾病因素，但是自身疾病并不能作为一种过错，新生儿死亡另一重要因素就在于医院放弃治疗。

    新生儿多活到80岁是一个完全的法律意义的生命主体，多活一天也是一个法律意义的生命主体，中国公民生命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受到法律的保护和尊重。而被告的做法几等同于安乐死，甚至比安乐死还要残忍。

三、一份尊重人权、尊重生命的判决书，一份充分考虑社会效益的判决书，将会得到历史的尊重，得到社会各个行业的尊重。

    在目前医患矛盾尖锐的社会环境下，一份好的判决书即会得到所有医务人员的尊重，也会得到患方的尊重。

    在被告医院少数几个“医务人员”的专业分析下，新生儿的父亲签下放弃治疗的荒唐字迹，事后又通过漫长的诉讼来“讨回公道”，可以想象孩子的父母、甚至几代人、几个家庭背负的精神压力有多大。

    因此，无论从法律上、人权上、医学道德伦理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支持患方诉讼请求，特别是对极少数医院、极少数医务人员的惩罚性赔偿。否则，一份相反的判决将向这个医患关系日益尖锐的社会、甚至医务界传达一个危险的信号——危重病人没有治疗价值、可以放弃治疗，这竟然也是被告在人民法庭之上的可怕主张。被告拒绝调解也反映其有持无恐的心态.

    综上所述，恳请人民法院充分考虑我方代理意见,支持原告之诉讼请求。

                                                                                                       患方代理人：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
                                                                                                              代理律师：李  圣
                                                                                                              2007年12月13日

治疗同意书不是治疗免责书

    在医疗纠纷案件中，病历资料常常出现家属或患者签字“后果自负”，医院也常依此进行抗辩，请求免除法律责任，下面本代理人以真实案例为依据进行相关阐述：
   
    案例介绍：
    2004年8月24日患者张春香在肿瘤医院住院治疗，诊断胰体癌；
    2004年8月27日肿瘤医院给张春香施行剖腹探查术，并于旁放置腹腔引流管后关闭腹腔；
    2004年8月30日张春之夫王国全在病历中签字表示“同意不用善宁（药物）”；
    2004年9月16日张春香自动出院，王国全在病历中签字表示“今日带腹腔管自动出院回家，后果自负”；
    2004年9月29日张春香再次到肿瘤医院住院治疗，主诉引流管脱入腹腔伴腹痛，查体引流管戳口处未见引流管；
    2004年10月28日张春香自动出院，王国全在病历中签字表示“带深静脉管回家，后果自负”；
    2004年10月28日张春香于出院当日死亡。

    法律分析：
    对症下药乃是专业医生的职责范围，在病情发展的何种阶段适用何种药物、采用何种治疗方案，均应由医生作出相应的职业判断，而患方家属并不具备专业知识，故不能要求患方对药物的使用作出与医生同等的判断，特别是在本案中，肿瘤医院未如实记载手术情况、未如实向家属交待医疗行为可能引起并发症的严重后果以及对张春香的腹膜炎、消化道瘘未及时检查治疗的情况下，王国全作为普通的病患家属，对应否使用善宁更不能作出准确又合理的判断，故不能因患者家属同意不使用药物善宁而排除医院之责，亦不能因此使患方承担未正确及时使用药物而导致张春香死亡的任何责任。

    同理，尽管王国全两次均签字表示“自动出院、后果自负”，但首先是因为肿瘤医院不仅未对张春香的“消化道瘘”积极治疗，未向家属详细交待“消化道瘘”产生的严重后果，反而放任患者自动出院，致使专业医学知识相对于医院来说极度匮乏的患者家属无法对患者出院的严重危险性作出正确判断并作出相应的防范措施，从而导致出院后张春香病情加速发展最终死亡，故不能因王国全表示自动出院而免除肿瘤医院同意病患出院的责任，病人家属亦不应因作出上述出院表示而承担任何患者死亡的责任。

    也就使说，本案当中首先是因为医院没有积极治疗、未向家属详细、全面、客观的交待病情，在这种情况下，家属无法对患者病情的真实严重性、病情严重的真实病因、可能的治疗方案、各种有利、不利的治疗前景作出正确判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患者作为一个有生命健康权的法律主体；医院作为治病救人的专业场所，明知损害结果的发生，听任他发生；家属在医院的消极诱导下作出的签字表示属于无效合同；不能由任何人或者单位决定患者的生死，特别是医院，更不能放弃治病救人的天职，作为医疗机构应该是即使只有1%的希望，也要尽100％的努力。

    判决结果：
    本案例经过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6）海民初字第2860号判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一中民终字第9600号判决均坚持了上述观点。虽然从医学自然科学的角度，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为医院仅承担主要责任，但是人民法院从法学社会学的角度最终判决肿瘤医院承担全部责任。

    教 育 背 景

    同济医科大学郧阳医学院（现郧阳医学院）学士学位

    专 业 资 格

    律师资格

    医师资格

    学 习 工 作 经 历

   199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党支部书记、党总支书记

   1999年7月同济医科大学郧阳医学院（现郧阳医学院）获学士学位

   1999年7月湖南省恺德微创医院老干病区工作，取得医师执照

    2001年7月党支部书记

    2002年5月医务科科长助理

    2002年12月市场部部长助理

    2003年6月医护部部长

    2003年10月通过国家第二届司法考试，取得司法资格

    2004年1月至2005年10月湖南省西京律师事务所  专职律师

                          湖南省株洲市人大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委员会法律顾问

                          湖南省株洲市人大信访办公室法律顾问

                          湖南省株洲市广播电台《交通频道》法律顾问

    2004年2月全程组织参与湖南恺德微创医院股份制改革取得成功（湖南省首家）

    2005年10月至2006年10月北京市浩光律师事务所  专职律师

    2006年10月至今北京易行律师事务所 

                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栏目组免费咨询专业律师

近一年案例代表：

1、杨女士/王小姐诉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产妇麻醉伤害；

2、岳女士诉北京市平谷区医院新生儿窒息死亡；

3、靳女士诉河北固安县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手术伤害；

4、杨女士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市昌平区医院心脏介入治疗死亡；

5、李先生诉北京安定医院强制精神治疗；

6、杜女士诉铁道部北京铁路总医院妇科手术纠纷；

7、徐女士诉北京天润美容美发有限公司美容失败

8、张先生上诉北京红十字会急救中心骨折治疗失败；

9、吕女士/李小姐/李小姐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急救中心(120)抢救失败；

10、唐先生诉北京市怀柔区妇幼保健院误诊误治延误病情；

11、李女士诉北京协和医院消极抢救；

12、李先生诉北京市石景山医院过度医疗；

13、罗先生诉良乡医院手术失败；

14、刘先生/刘先生/刘小姐诉总参谋部军训和兵种部第二管理处门诊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乱用药物致患者死亡；

15、王女士诉北京市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分娩致胎儿死亡、伤害致子宫切除；

16、田先生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延误治疗；

17、刘女士诉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友谊医院/北京朝阳医院妇科手术伤及其他脏器；

18、李先生诉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北京急救中心/北京工业大学医院延误治疗；

19、周女士诉北京急救中心/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延误抢救；

20、李先生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3医院误诊误治；

21、郭女士诉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医院胎儿B超失职；

22、李先生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延误抢救；

23、王先生诉北京市大兴区医院/积水潭医院延误抢救；

24、林先生诉北京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消极抢救；

25、吴先生诉天坛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分娩、治疗过错；

26、范先生诉湖北宜昌市中心医院/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延误诊断治疗；

27、薛先生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4医院盲目手术致残；

28、张先生/赵女士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盲目手术致患儿死亡；

29、邹女士诉北京市通州区潞河医院延误治疗致死；

30、催女士诉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卫生院预防注射致脑瘫。

31、尚女士/齐女士/李女士诉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延误治疗致患者死亡；

32、刁女士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手术治疗失明；

33、夏先生诉北京博爱医院/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康复损害致残；

34、张小姐诉北京国际生物制品研究所/北京金桥医院美容纠纷；

35、卢女士诉湖南株洲一医院甲亢治疗致残；

36、汪小姐诉首都国际飞机场医院延误抢救致患者死亡；

37、马先生申诉石景山区医院分娩造成新生儿脑瘫；

38、徐先生诉儿研所儿童医院延误治疗致患儿死亡；

39、许女士诉朝阳医院眼科手术致患者失明；

40、肖先生诉友谊医院布－加综合征肝静脉流出道成形手术失败致死案；

41、刘先生诉延庆四海镇医院输液致患者死亡；

42、焦先生/王女士诉大兴妇幼保健院分娩造成新生儿臂丛神经麻痹残疾；

43、肖女士诉北京妇产医院分娩造成双胎一新生儿死亡、子宫切除；

44、杨先生上诉朝阳医院腰椎间盘人工体置换手术失败；

45、王女士诉北京妇产医院新生儿死亡；

46、李先生诉湖南省株洲市人民医院/湖南省株洲市一医院爆发性肝炎死亡；

47、王先生诉湖南省茶陵县医院延误治疗致患者死亡；

48、伍先生诉湖南省株洲市三医院阴茎畸形矫正致残；

49、王先生诉北京市普仁医院延误治疗致患者死亡；

50、张女士/李先生诉湖南省常德市澧县人民医院分娩致新生儿脑瘫。

李圣律师拥有临床医学和法学两门专业知识及丰富的工作经验，擅长老年病和急救工作，了解各种法律文件；熟悉各类公文；具有较强的表达和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强；具有较强的判断能力及逻辑分析能力；

擅长医院管理，诉讼和非诉讼法律事务/负责防范法律范围内的风险，与其他部门共同协作防范各类医疗风险/培训员工法律知识；

    曾具体负责医院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法律事务/起草、审核医院相关合同方面的法律文件/ 拟定医院规章制度和法制建设方案/参与处理医院医疗纠纷和重大业务谈判等；

为人正直、遵纪守法；乐于与人交往，较好的团队精神。

本人性格：开朗、谦虚、自律、自信。

北京博安医疗专业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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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医疗纠纷的解决大致分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患方通过一些非法律途径给医院施压，促使医院甚至医疗机构行政主管单位为息事宁人，作出赔偿；第二种解决途径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这两种解决途径中，有两个行业的力量在起着方向不同的作用，一是新闻媒体，一是律师行业。

    本人目前是不赞成新闻媒体介入的，特别是早期介入，媒体追求的是新闻效应，是人们的眼球，媒体关注的是收视率和发行量，在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以后，人民法院从独立审理的角度考虑根本就不将其作为证据接纳。但是新闻媒体的参与在社会大众面前显现了一股利于患方的力量，但却经常有失公允。

    律师的介入，往往分为专业律师和非专业律师，本人同样不赞成非专业律师的介入，在目前法律二元化、众多法规解释的情况下，又涉及专业鉴定陈述问题，造成患方无法正确、正当的向人民法院主张自己的权利，在法官们看来很多纠纷都是患方在无理取闹，给法院审理带来一定困难，并由此产生对患方不利的审理思路，最终受损的还是患方。

    因此，两个行业的介入产生两个方向不同的作用，都需要修正。

    由于目前在全国范围来讲，即懂医学又懂法学的专业律师都很少，即懂医学又懂法学的法官几乎没有，下面本人通过自己代理的大量医疗纠纷案件分析目前法院审理当中存在的种种现象：

一、法官以不懂自居

    主要表现为主审法官放弃人民法院的主观裁断权，盲目坚持进行鉴定。认为只要有一个鉴定结论，主审法官按照鉴定结论进行判决就万事大吉。因为专业问题法官们不懂，有了鉴定结论就有了判决依据，而不管鉴定的程序是否合法、结论是否科学。

    这种情况的出现，在两种案件当中表现最为集中。一是非法行医问题，一是病历真实性、完整性问题。

    非法行医，在法官眼里，只有黑诊所才有可能构成非法行医，正规医院要判决其构成非法行医好像在心理（法律上讲叫作自由心证）上过不去。于是法官在审理的时候只要看到医院的营业执照，就可以始终回避医务人员的资质问题，有时即使患方提出，法官也不做重点审查，按照法官的审理思路：这种情况，如果患方拒绝鉴定，就要判决患方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而在判决书中对医务人员资质问题避而不谈。这类案件要是单纯看其判决书是看不出这些瑕疵的。（相关文章请见《李圣文集》）

    病历真实性、完整性问题摆在法官面前，法官的审理思路是尽量促成鉴定的进行，有了鉴定（审理）就好办。比如医嘱单中的签名，医生签名的地方都签成了护士姓名，医院解释为笔误，法院为促使鉴定的进行，就可以认可医院的解释（可以想象一个医务人员在工作中一天有多少次的签名，可是其一个人签写自己的姓名出现笔误的解释就能在法官那里成立）。封存病历，本应一同封存的光盘影像资料没有封存，患方提出病历资料的完整性问题，医院也可以在法庭上随时补充，使患方封存病历保全证据的措施失去法律意义，在“不同意鉴定就要判决败诉”的压力下，患方只有选择同意鉴定。

    因此，很多时候，虽然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有《病历书写基本规范》、有《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但在审理当中还是要尽量避免法官认为你的主张不能成立，存在无理取闹的成份，造成这种局面和印象，再加上审限过长，法官的结案率受到影响，主审法官很容易就诱导撤诉或粗暴判决，这样一来给上诉也带来潜在困难。

    所以，涉及到具体的病历资料真实性与完整性问题，患方必须将医院不能回避的问题作为重要争议焦点，也有一些普遍性的、非决定因素问题只能作为佐证提出即可。

二、当事人不能正确主张自己的权利
   
    医疗纠纷的审理离不开病历，在第一次开庭时很少遇见医院将主观、客观病历资料完整复印一式两套向患方交换，缺乏法庭审理当中至关重要的举证、质证程序，这样在病历真实性、完整性不确定的情况下，在医患双方拥有病历资料各不相同、不对等的情况下，参与鉴定陈述、参与后续法庭审理，又有何公正、公平可言。很多案件在法庭审理终结以后，一方再去法院复印卷宗，发现法院的卷宗里也没有一份完整的病历，那么审理当中依据的是一份什么样的病历资料，只有医院一方自己清楚了。

    如上两点所述，一方面是大量医疗纠纷诉讼，一方面缺乏专业人士的参与，很多医疗纠纷在审理的各个阶段性程序当中患方主张自己合法权益的时机、途径和方式方法偏差造成最终判决不利。

三、医学会鉴定程序严重违规
   
    由于医患双方法律意识的提高，目前很多医疗纠纷都进入了诉讼程序，于是很多鉴定都是由人民法院委托医学会进行鉴定，在这种情况下，就存在一个鉴定依据材料的问题。

    在诉讼中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所有的鉴定材料都必须经过人民法院举证质证并得到人民法院认可其真实性、完整性。医学会也只能依据这些材料启动鉴定程序。可是目前几乎所有的医学会在接到法院的委托后都无一例外的向医患双方发出一个《提交材料通知》，除要求医患双方提交陈述材料外，还要求医患双方提交相关病历资料，这就造成一种可能，任何一方都可以提交没有经过人民法院举证质证的证据材料作为鉴定依据（这种情况似乎对医院更容易一些），医学会照单全收、默认其真实性。没有专业律师的把关，如此得出的鉴定结论必然失去其科学性。

    本人代理的案件就有这种情况出现，海淀区人民法院依据法律程序向北京市医学会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法院提交的鉴定委托书中明确写明鉴定依据材料，可是北京市医学会同样发出其《通知》，结果没有被法院审理采信的病历资料全都到了专家手中，一方提出异议，医学会的行政人员答复“专家还是按照法院的材料作出鉴定结论的”——明显就是忽悠，而专家的答复是“我们要查明当时就医的事实情况，全面了解”——这就成了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不是事实，医学会充当了法院的角色。这样的鉴定结论一旦作出，到了法院，法官们或不以为然、或不明就里，判决下来，从法院的卷宗中找不着任何瑕疵，又给上诉带来很大困难。上诉之前似乎还要进行另外一场诉讼：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请求确认医学会在鉴定中采用了非经法院认可的材料。

    实际上，只有在医患双方诉前共同提起鉴定时，医学会才能给双方同时发出这种《提交材料通知》，不仅要提交自己的陈述材料，还要提交各自保管的病历证据材料以作为鉴定依据。

    目前医学会采取的鉴定思路完全抛开了法院的审理，甚至替代了法院的审理职能，避开法院收集证据，只要有材料，不管真实性、完整性如何，都要得出一个构成医疗事故或不构成医疗事故的结论，其实是对医患双方的不公。根据法院采信的证据，如果不能得出鉴定结论，医学会就应该尊重事实与科学，如实反馈给法院，由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即可。

    在目前医患纠纷的大环境下，我们发现：社会公众的态度对医院不利，在独立司法实践中抛开了公众的视野对患方不利。但不管协商还是诉讼，双方、特别是患方在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时都应该有深思熟虑的方式方法和操作。不能一味固执，也不能委曲求全。充分认识到诉讼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博弈有博弈的规则和技巧。